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步入新时代，敦煌学成为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当代显学，其亟须立体化出版与多维度传播。立体化出版不仅包括敦煌文献整理、敦煌研究成果、敦煌通识教育教材和敦煌普及读物等内容，也体现在纸质、数字、融合和跨界等出版形式上。通过传播渠道、样式、范围和业态的多维，以达到传播影响的最大化与效果的最优化。

关键词：敦煌学“一带一路”出版传播立体化多维度

中图分类号：G23

众所周知，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交汇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考察时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1]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博大精深，敦煌文化更是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习总书记勉励文化工作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为共建“一带一路”服务。在此背景下，敦煌学作为当代显学，亟须深入研究与多层次的解读，同样也需要立体化出版与多维度传播。一、敦煌研究的出版现状敦煌学在其刚兴起之初，就被称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息息相关，从百年敦煌学的发展来看，图书出版在推动学术研究、积淀学术成果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敦煌研究概况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文化、文学、艺术、语言等诸多领域。[2]以藏经洞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始，敦煌学已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改革开放40余年作为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大致看到敦煌研究经历了如下脉络：从学问到学科的学科本体，从个体到群体的研究主体，从自发到规划的研究态势，从单一到多元的研究领域与手段。随着“敦煌学”命名、定义、内涵、性质及其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厘定，学界推出了《敦煌学概论》《敦煌学通论》等专著，完成了从“学问”到“学科”的实质性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敦煌研究》创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年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基础的敦煌研究院成立。同时，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敦煌研究机构，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得到了壮大，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就国家层面而言，则通过国家古籍出版整理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等形式，有计划地推动敦煌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初期的敦煌研究，主要以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考证、刊布为主。后期就研究手段而言，敦煌学经历了传统文史到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再到近年来引入了数字技术等新兴研究手段。（二）敦煌研究出版情况综述敦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敦煌学相关出版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敦煌学著作的出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界对于敦煌学的论著、图录和通俗读物都贡献了丰硕的成果。据敦煌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余种（部）涵盖敦煌学的各类著作出版，敦煌学的研究著作既有原创，也有译著，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国内敦煌研究的日渐成熟，原创的比例越来越高。代表性的出版社有读者出版集团、中华书局、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改革开放以来，《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陆续出版，为敦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石窟全集》出版历时近十年，以其资料性与科学分类为其时代代表；“敦煌讲座书系”“敦煌学研究丛书”则代表了当代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近十年来更有大批学者积极行动，推出了许多敦煌学相关著作。其中，由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敦煌研究院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担纲写作的“敦煌讲座书系”，由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教育出版社于年出版，[3]这套丛书既入选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又得到了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该书系共22册，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艺术、文学、文献、教育等敦煌研究的主要领域。敦煌壁画令世界惊叹，有关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著作和画册出版也品类繁多，研究类的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赵声良的《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荣获了年度的“中国好书奖”。此外还有民族出版社的《敦煌画稿研究》《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年12月）和《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年12月）、文物出版社的《敦煌佛教石窟艺术图像解析》（年6月），浙江大学出版社于年9月推出了敦煌研究院赵声良院长主持翻译的敦煌学经典著作《敦煌画研究》，并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图录类的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主编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年）和敦煌研究院主编的《中国石窟艺术：莫高窟》（年）等等。随着近年来敦煌文化的普及，年赴敦煌的游客达.3万人次，年敦煌市全年游客接待量达到.33万人次，人民群众对敦煌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新时代背景下的敦煌研究出版，既要回应学界与出版界的潮流，又要服务时代需求，这就必须展开敦煌研究的立体化出版与多维度传播，打造敦煌研究的出版平台与传播平台。二、敦煌研究的立体化出版敦煌研究的出版和传播缺一不可，都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它的立体化出版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出版内容的立体化，包括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敦煌研究成果的出版、敦煌通识教育教材的出版、敦煌普及读物的出版，形成了立体化框架。二是出版形式的立体化，包括纸质出版、数字出版、融合出版、跨界出版等，后三种带来了出版界的业态革命。出版内容与形式既各自选择，又互为一体，共同构成敦煌文化的供给侧改革。有关敦煌研究的立体化出版主要从文献整理、学术著作和文化普及三个方面来开展。（一）文献整理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是敦煌研究的基础，出版界历年重视该领域的出版工作，而在该领域还可通过数字化回归工程和分类整理项目来共同推进。1.数字化回归工程年“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当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教授提出希望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献都能像“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一样，进行彩色仿真影印，分大类加以出版。年11月17日，由国家文博集团主办的“敦煌海外文献数字化回归”国内专家学者座谈会在国家文博集团会议中心顺利召开，国家文博DDP数字敦煌项目组联合来自兰州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多位著名敦煌学专家学者参与主题座谈会，明确将“敦煌海外文献数字化回归”作为首要和紧要任务，全力贯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化遗产资源回归，推进文物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进一步发挥中华深厚文化底蕴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和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4]各学术机构和出版社应与敦煌研究院强强联手，共同推动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工程。2.分类整理项目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随着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丝绸之路和我国西北地区成为国际学术界考察的热点，这一时期除了考古发掘，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宗教、地理、气象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到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书，以及大量与敦煌文献有关的分类整理研究尤为突出。其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经典出版工程“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主体部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先后被列为“—年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分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5]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出版，应以分类、缀合、编目、整理、利用等方式进行，尽量保证录文的准确性。出版机构可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相关研究项目进行遴选，以敦煌文献专题整理研究为主题，着重对敦煌文献的分类考释，以及传世文献的校勘价值，出版社应和学界一起努力，不断推动敦煌文献分类整理项目的推进。比如由郝春文教授主持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由张涌泉教授主持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均是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完成的，通过对现已公布的相关敦煌文献的全面普查，在分类、汇聚、定名、缀合、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之上，汇集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为学术界提供了释录精准、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的排印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二）学术著作近年来许多高校也积极投身于敦煌研究中，在学术出版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年，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了一套“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并出版，丛书以在浙或浙籍重要丝路敦煌研究专家为主要作者，由敦煌研究专家柴剑虹、张涌泉、刘进宝教授担任主编，围绕丝绸之路研究、敦煌学研究，丛书的第一、二辑共20册已经出版，[6]其中包括姜亮夫的《敦煌学论稿》、柴剑虹的《丝绸之路与敦煌学》、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夏鼐的《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施萍婷的《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等，丛书还在进一步深化拓展中。本世纪初，柴剑虹推出了一部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主的力作——《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新世纪之初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7]此外，还有殷光明著的《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沙武田著的《敦煌画稿研究》，以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编、郑炳林和樊锦诗主编的“敦煌学博士文库”系列专著（民族出版社年12月出版）[8]都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学术成果。中华书局在年3月出版的赵丰、王乐主编的《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以敦煌出土的自北魏到元代的丝织品为材质的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国外收藏的敦煌丝织品实物，对敦煌丝绸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填补了敦煌研究的一个空白。[9]（三）文化普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莫高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与文物保护和研究情况。习总书记强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更要揭示其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由此可见，敦煌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以及推进敦煌文化进校园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和培养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至关重要。敦煌学的普及是历代敦煌学者的夙愿，也是敦煌研究长青的生命力所在。不过就目前已有的出版图书来看，此类图书还是相对较少，而能获得读者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