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治疗专科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
本文原載：《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7輯），廣陵書社，年12月，第—頁。作者簡介：朱利華，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漢藏文化與文學交流研究”（16BZW）、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與研究”（16ZDA）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敦煌遺書中有近個道教寫本背面或行間抄有佛經、佛經注疏、佛事應用文、詩歌、賬目及雜寫等内容，這些内容絶大多數抄于吐蕃統治時期，體現了以個人使用為目的、利用廢紙零星抄寫的特點。道教寫本的再利用有直接書寫、製作長卷、修補綴接三種形式，主要體現在利用“道士文書”和殘缺寫本兩個方面。這是在紙張緊缺的情況下，對“無用”的道教文書和殘損道教寫本的充分利用，並非佛教徒的有意破壞，也不能說明道教寫本在吐蕃統治時期被整體廢棄。

關鍵詞：敦煌遺書道教寫本

敦煌遗書中目前可見道經写本及相關道教文書有多件，①其中近件背面或行間抄有佛經、佛經注疏、佛事應用文、詩歌、賬目及雜寫等内容。對於這些寫本保存於藏經洞的原因,法國學者伯希和认为“藏僧遍占敦煌,道士絶迹……则此類道經自為僧徒狼藉棄置於千佛洞……僧徒利用其紙質厚韌,於其背面缮寫佛經及種種記錄”。②姜伯勤先生也指出:“沙州一般居民已不重视道教……此件的另面则在吐蕃管轄時期用作習字。”③國内外其他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④他們都提到了道教寫本的再利用,但對於再利用的具體情况,還需作進一步考察和討論。本文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以被利用的初盛唐時期道教寫本(残卷)爲研究對象,将文本和寫本形態结合,考察道教寫本的具體使用情况,分析道教寫本再利用的特點,兼論吐蕃時期對道教寫本再利用的原因。

一、敦煌道教寫本概述

敦煌遺書中的道教文獻包括《道德經》《靈寶經》《上清經》《洞淵神咒經》等道教經典以及道家諸子經論、道教戒律、類書和齋醮儀式文等。從寫有年號的寫本題記來看，目前所見最早為梁元帝承聖三年（），最晚為至德二年（）⑤，絶大多數抄於初盛唐時期，這與當時中原地區道教的興盛是一致的。唐朝統治者尊崇道教，唐玄宗親自為《道德經》做注，朝廷設崇玄署，在京城設崇玄學，各地設道教學校。在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道教在民間十分盛行，即使遠在西北的敦煌地區也不例外。從敦煌文獻記載來看，初盛唐時期沙州一地設有靈圖觀、神泉觀等至少十座道觀⑥，同時也設立了道學和道學博士。敦煌道教文獻中僅《道德經》就有河上公注、想爾注、成玄英注、李榮注、唐玄宗注等11種注疏本⑦，足可見當時敦煌地區道教之盛。從書寫地域來看，分為本地寫本和中原寫本，有的寫本註明為唐朝皇帝和太子祈福而抄，有的標明原寫於京師長安和雍州等地的宮觀，說明敦煌道教與内地道教的繁榮有密切的關係⑧。

大約以年安史之亂爆發為界，此前為大批紙張優良、楷書精美的正規道經抄本，此後正規道經愈來愈少，而代以木筆書寫或草書體的文書。這種書寫風格和用紙的差別，恰好反映了敦煌道教盛衰的歷史。⑨廣德二年（），河西重鎮涼州於吐蕃重圍之下被占。永泰二年（），吐蕃相繼攻占了甘州、肅州，到貞元二年（）以“城下之盟”將沙州納入治下，⑩直至大中二年（）沙州豪强張議潮起義歸唐，其间為吐蕃攻占河西時期。當時正值吐蕃本土大力興佛之際，作為新占領區且佛教文化發達的敦煌地區自然成為吐蕃發展佛教的一個重要基地。吐蕃統治者獨尊佛教，敦煌道教因失去支持而逐漸衰落。吐蕃統治初期，專門成立了一個“道門親表部落”，來安排原有道徒及其内親外戚。?隨着吐蕃統治的穩定和深入，這個部落的設置也隨之取消。道觀被取締，大量道教寫本流入寺院。

二、道教寫本背面内容考察

利用道教寫本背面或行間抄写的内容大致分為兩類：一是佛經及經論、注疏等。二是非佛經文獻，包括佛事應用文、詩歌、公私文書、賬目及雜寫等。

（一）佛經文獻

除了那些不知名的佛經和佛經注疏外,利用道教寫本抄寫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1.《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訣》,均是曇曠爲《大乘百法明門論》所撰注疏,可視爲姊妹篇。曇曠本爲河西建康人,後到長安西明寺求學,至遲於寶應二年()來到沙州,在敦煌居留達二十多年。?據《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訣》文前曇曠自序，該文撰於大曆九年()六月一日。現存寫本的抄寫時間，P.“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一卷”尾題“巳年十一月十九日寫記”,爲吐蕃統治時期常見的十二地支紀年,方廣錩先生認為抄於吐蕃統治時期。?P.正面抄道經《洞淵神咒經》,背面抄《大乘百法明門論抄一卷》,尾題“戌年二月十四日畢功記”,也應抄於吐蕃統治時期。背面抄有《大乘百法明門論》注疏的道經寫本還有金()、P.、P.、P.、P.、P.、P.、S.、S.++P.等。

2.《大乘稻芊經隨手鏡記》(又稱《大乘稻芊經隨聽疏》),是吐蕃高僧法成為大乘佛典《大乘稻芊經》所作注疏。吐蕃統治敦煌後，吐蕃高僧法成來到敦煌傳法布教。?這部經疏是研究法成思想的重要資料。P.《大乘稻芊經隨聽疏》首題“沙門法成集”，尾題“永康寺後輩法律比丘福漸受持,並兼通《稻芊》及坐禪,並具足義”，是福漸在沙州永康寺聽法成講經的筆記。法成在沙州永康寺講經的時間,據P.《大乘四法經論及文釋開決記一卷》可知,該寫本首署“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集”,末署“癸丑年八月下旬九日於沙州永康寺集畢記”,蕃占時期的癸丑年即年。又有北新題記云“大蕃國沙州永康寺沙彌於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寫記歸正”，“卯年”即年。可知—年左右法成在沙州永康寺講授《大乘稻芊經》,隨聽書等即為聽講僧人的筆記,時為吐蕃統治後期。背面抄有該注疏的道教寫本還有P.、P.、P.、P.、P.、P.、P.、P.+P.3、Дx等。

3.《辯中邊論》,又名《中邊分别論》《中邊論》,是印度世親為彌勒所造《辯中邊論頌》而作的注疏,唐玄奘譯,為唯識宗所主要依據的典籍中所謂“十一論”之一。?吐蕃統治時期的高僧法成具有鮮明的唯識宗傾向,他是把唯識宗引進吐蕃佛教,又使唯識宗走出吐蕃佛教的人物,在他身上真正體現出河西佛教與吐蕃佛教的融合,其著述很多都和唯識宗的這十一論有很密切的關係,?他的藏經目錄中就包括了漢、藏文《辯中邊論頌》注疏(北圖新號,即效76)。背面抄有該經論的道教寫本還有P.、羽+P.、?S.、S.、S.、S.、S.等。

4.敦煌文獻中有不少陀羅尼秘典,《六門陀羅尼經》即為其中一種,漢文存16件,藏文8件。?又有《六門陀羅尼經論》《六門陀羅尼經論廣釋》,均有漢藏兩種文本,其中後者譯於吐蕃統治時期。?明確可知抄於吐蕃統治時期的是P.,該寫本正面為道教經典《太玄真一本際經聖行品卷第三》,首殘尾全,背面依次抄有《六門陀羅尼經》《六門陀羅尼經論》《六門陀羅尼經論廣釋》,尾題“癸丑年十月上旬八日於沙州永康寺集譯訖,故記之也”,據上文北新題記,此“癸丑年”當為吐蕃統治後期的年。利用道經寫本背面抄寫《六門陀羅尼經論》的還有S.、P.等。

（二）非佛經文獻

1.賬目、雜寫

P.,正面為道教類書,背面抄賬目、雜寫等,其中有“悉悉盈”“璆師”“潤判官”等吐蕃時期人物。“璆師”即僧人璆琳,陷蕃前曾任“沙州法曹參軍”,寫有《劉金霞和尚遷神志銘並序》(P.),該文尾題“蕃中辛巳歲五月一日”，即年,為吐蕃統治初期。“潤判官”又見P.背面《僧人分配佈施名單》,據考該名單抄於年前後,?為吐蕃統治後期。又如Дx.(孟目),正面抄《太玄真一本際妙經》,背面抄《好風光詞》和雜寫,尾題“申年十一月十八日絲綿部落百姓”，“絲綿部落”是吐蕃統治敦煌初期設立的一個部落。?

2.詩文

P.,正面為道教類書。背面共抄詩六首,其中第六首僅存詩題,以下裂失。徐俊先生認為抄寫於吐蕃攻占時期敦煌道教式微之後,定名為“餞送達法師詩抄”，?經考證第五首詩可能是敦煌文人竇良驥作於—年間,時值吐蕃統治後期,?該組詩作於同時，抄寫時間當在同時或稍後。

S.,正面抄道教教義,首尾均殘。背面抄寫表文、狀、啓、祭文等官私文書共四十件左右,是吐蕃統治時期一位漢人都督的書信彙編。據文中“自敦煌歸化,向曆八年”，“自歸皇化，向曆十年”等綫索,可知部分文書作於敦煌陷蕃後的第八年和第十年之際。以敦煌於貞元二年()陷蕃算起,那麼這些書信寫於—年或稍後,抄寫彙編大致在此後不久。

P.,正面為《道德經》,尾題:“大唐天寶十載歲次辛卯正月乙酉廿六日庚戌敦煌郡敦煌縣神沙鄉陽沙里神泉觀男生清信弟子索棲嶽……。”背面抄有願文六篇,祭文一篇,文中有“贊普”“節兒蕃漢部落使”等語,其中第2、3、4、5篇分别又見於P.v、P.v。這三個寫本由同一人大致抄於同時，是吐蕃時期僧人收集抄寫的佛事應用文範本。此外,背面抄有‘神聖贊普”“國相”“都督”等内容的道教寫本還有P.、P.、P.、北圖(地17)、S.+P.+S.等。

P.,正面抄寫《元始應變曆化經一卷》,背面抄佛事應用文,其中第一篇首句云:“大蕃國中，沙洲(州)境内,厥有授於施主萼啰鹿所請施設意者,為其亡妻没追念”,是吐蕃人萼啰鹿舍施追薦亡妻文，後抄時任瓜州節度使的吐蕃人悉乞里塞去啰請僧人設齋祈福的文章。寫本用朱墨兩色書寫且多有塗改,是僧人製作佛事應用文的稿本。

以上内容均抄於吐蕃統治時期。還有一些道教寫本正面空隙或背面抄有古藏文,?也體現了這一時代特徵。此外,還有個别確知抄於歸義軍時期的寫本,如P.,正面抄道經《無上秘要》,背面抄《凡節度使新受旌節儀》。從内容來看,“為當年歸義軍節度使所奉行之典章”。?大中五年(),唐朝任命張議潮為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凡節度使新受旌節儀》當抄於大中五年()前後,此時為歸義軍初期。還有一些道經殘紙與歸義軍時期殘卷粘接在一起,詳見下文論述。

三、對殘破道教寫本的再利用

再利用的道教寫本中，絶大多數為殘破寫本，具體利用的方式主要有直接書寫、製作長卷、修補綴接三種。

一是直接利用道教寫本正面行間或背面抄寫，這種情況占大多數。如P．正面抄《莊子》郭象注，背面抄《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訣》，背面墨漬滲到正面，可知利用原卷抄寫。S．0正面殘存《莊子》“胠篋篇”，卷尾題有“清信佛弟子闞良贊為亡父寫小鈔一卷，乙巳年三月廿一日於大蕃國沙州永壽寺僧法原寫畢”，筆跡和字體大小明顯與前文不同，實為背面“略抄一本”的題簽，据“乙巳年”“大蕃國”可确定寫于寶曆元年（），時為吐蕃統治後期。又如P．3，首尾均殘，正面抄《長樂經》，有界欄，書法工整，王卡先生認為與S．為同一寫卷但不相連。?但兩殘卷背面所抄内容和字迹不同，P．3背面抄12首缺題詩，S．背面抄《受八關齋戒文》，可見當時分别利用了已殘斷的寫本。

二是將兩種以上的道經殘卷粘接在一起，製作成新的長卷供背面書寫。如P．，分别由《洞淵神咒經》《太上元陽經》《本際經》三種道經粘接，背面抄《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云:“以上三種，皆初唐寫本，蓋後人接裱之，以寫背面佛經。”又如P．，首尾殘缺，一面為“《異玄經》之節抄本，或經後人改編的《異玄經》注訣本”，後粘接“《本際經》卷九殘寫本”，?兩殘卷之間由一空白紙條粘接在一起，而文字方向相反，可見並非以修補道經為目的，而是為了製作成長卷供背面抄寫；背面首行題“□年四月僧法燈書”，後空六行左右抄有佛經《略抄本》，尾題“午年六月十四日記，僧法燈是主”，“法燈”,即吐蕃時期僧人“燈判官”，?又見於S.《大乘二十二問》尾题“丁卯年()三月九日寫畢，比丘法燈書”。P.是法燈利用道經殘片製作而成的新卷子，用於抄寫佛經。

另有S.，分别由十餘個殘紙粘接而成，包括道經《太玄真一本際經》和佛經《妙法蓮華經》《維摩詰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其背面雖未抄寫利用，但據上述諸卷可知為待用之卷。

三是作為修補材料使用。如P．，正面卷首為道教《十戒經》，首尾題完整，據題記知抄於“至德二年（）”，有界欄，後面空10行處粘接紙质粗劣、無界欄的九紙。其中六紙抄有吐蕃時期文範；其後又粘接三紙，中間一紙空白，前後紙分别抄有歸義軍時期《張族慶寺文》《俗講莊嚴回向文》。從字迹來看，九紙内容至少為三人以上抄寫。《十戒經》背面寫有“此卷尾有出家律榮入道啟或著要檢用”，其後空三行寫有“此卷内容蕃漢二代表漢皇帝及吐蕃贊普諸官史（吏）迴向發願及戒懺諸識雜齋文等一卷”，是《十戒经》后面粘接内容的題簽。筆者推斷：《十戒經》因紙張較好，將其粘接於“雜齋文”前面，起到類似於包首的作用。寫卷中有三處騎縫書寫“恒安”二字，字迹與題簽文字相同，恒安是归义军初期靈圖寺的知藏?，該寫本正是由他修補完成。

除上述寫本外，那些尚未被利用的道教寫本，絶大多數也有不同程度的殘損，以首殘者最多，這與卷子本使用時卷首最易脫落有關。?

四、對道教文書的再利用

除道教經典外，道教寫本中還有一些道教儀式文書。S.正面抄《道家為皇帝皇后祈福願文》，背面寫有“道士文書並無用處”幾個濃墨大字，大字前後用木笔抄有敦煌各寺借閲佛經的賬目。所抄賬目17行中，有“普光八人觀《佛三昧經》一部”等内容。普光，當為普光尼寺，據李正宇先生考證：“（普光寺）在城西北宜秋西支渠附近，蕃占期辰年(）初見其名(S.)，下至北宋太平興國四年()猶存(S.)。”?

無獨有偶，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寫本羽也是這樣一件寫本。該寫本正面抄道教發願文，天頭及行間空白處有藏文雜寫，背面寫有“道士文書並無用處”幾個濃墨大字，字迹與S.背面完全相同。這行大字前後同樣也用木筆抄寫了寺院經書賬目，與S.背面賬目抄寫者為同一人。其中有“聖光《普曜經》八卷”及借閱經卷的僧人等内容。“聖光”即“聖光寺”，為蕃占期至北宋敦煌境内容五所尼寺之一，?是吐蕃官員尚綺心兒於年在沙州所建?。賬目中提到的僧人有崇英、李教授、陰法律，均見於P.T.，出現順序亦同，只是“陰法律”為“離纏”，正合《陰處士碑》中提及的“弟都法律離纏”。《陰處士碑》作於唐文宗開成四年己未（），時為吐蕃統治後期?。賬目中的“午年”，當以與《陰處士碑》作時相近的年為宜。此外，P.正面抄道教類書，背面大字書寫“道士書一通”，前後避開這幾字抄有賬目、狀、經解等，性質與前兩個寫本相同。

從以上寫本推断，道教寫本流入寺院後，僧人進行了分類處理，“道士文書並無用處”“道士書一通”，都是僧人對“無用”寫本的標記，然後用來抄寫其他内容。從現存其他道教文書來看，雖未見類似標記文字，但也用來抄寫佛教文獻。如P.3，首尾殘缺，正面前40行為道教贊頌十方天尊及發願文，41行以下為禮念十方天尊名號及懺悔文，背面抄《大乘四法經疏釋》?。P.（現編入P.T.）正面抄頌揚大唐皇帝的祈禱文和金祿齋十方懺文，背面抄佛經和古藏文。另有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WB32），正面為靈寶金齋儀懺悔文詞，宣稱為“大唐皇帝”建立齋醮，懺罪祈福，背面寫佛經目錄?。以上都是將道教實用文書作為廢紙來抄寫利用。

五、敦煌道教寫本再利用的原因

吐蕃統治时期，敦煌與中原之間的正常聯繫被阻隔，書寫材料的來源中斷。如毛筆緊缺，只好使用木筆，硬筆書寫得以在敦煌大為盛行並長期流行，此後數百年應用不衰。?紙張方面，使用有著“更不正規的結構、更厚的網紋和不同程度的染色”的本地產紙張，?或直接使用紙質很好的道教寫本背面抄寫。正如當時也利用官文書背面抄寫，吐蕃統治下的西域甚至使用木簡書寫，?都是對書寫材料的充分利用。上述P.、P.爲歸義軍初期利用，也反映了當時紙張的緊缺。

雖然部分道教寫本被再利用,但不能認爲道教寫本在當時被整體作爲廢棄紙張處理。敦煌地區有着源遠流長的道家與道教文化根基，有儒釋道三教合一傳統。?吐蕃統治初期仍以尊崇道教來標榜吐蕃統治者對漢文化的重視。如當時的《願文》（P.、P.、P.)云：“則我當今聖神贊普……好老重釋，宗樂佛乘。”同時一些不願與吐蕃統治者合作的漢人選擇了遁人佛門，他們將世俗學問帶入寺院，使寺學成爲當時傅播學術文化的唯一合法陣地。?道教作爲本土信仰，是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即使後來被吐蕃統治者取締，其經典也理應不會被敦煌僧人廢棄。後來歸義軍時期道教活動得以恢復，?當與吐蕃统治時期道教信仰及道教文献並未被徹底廢除有關。

吐蕃統治時期道教寫本流入佛寺的情形，S.5《請便佛麥牒》提供了一些信息。牒文載：“龍興經樓，置來時久,舊士地浸濕，基階頽朽……又臺内先日收得道門及諸家舊藏。“李正宇、沙知先生認爲牒文寫於吐蕃統治時期。?龍興寺是吐蕃統治時期蕃大德駐錫之寺，爲都司所在地，也是敦煌地區佛典貯存與流通的中心，即便如此，該寺也存在闕經的情况。?文中提到“先日收得道門及諸家售藏”，可見道教文獻是和其它寺院舊藏文獻一起收入經樓保存的。“諸家舊藏”很大可能用于配補流通，道教寫本也並非全當廢紙利用。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吐蕃統治時期因紙張缺乏，僧人對流入寺中的部分道教寫本加以充分利用。这种行为不能説明對道教寫本的不重視，也不能認為是佛教徒的有意毁壞，而是在纸张紧缺的情况下，對其中“無用”的、殘破寫本的充分利用。

滑动查看注释

①本文以“道教寫本”統稱。②[法]伯希和著，陸翔譯《敦煌石室訪書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九卷五號抽印本，年，第13頁。③姜伯勤：《沙州道門親表部落釋證》，《敦煌研究》年第3期，第6頁。④国内學者姜伯勤、朱越利、饒宗頤、王卡，日本學者大淵忍爾、藤枝晃、池田温有相關論述。〔日〕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東京：福武書店，年，第6—7頁。姜伯勤：《沙州道門親表部落釋證》，《敦煌研究》年第3期。〔日〕藤枝晃：《敦煌遺書的分期》，敦煌吐魯番學會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年,第14—15頁。〔日〕池田温著，李德范譯，孫曉林校：《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解説(上)》，《北京圖書館館刊》年第3、4期。朱越利：《道經總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年，第—頁。饒宗頤：《法京所藏敦煌群書及書法题記》，《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八卷，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3年，第頁。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北京：中国社會科學出版社，4年。第7頁。⑤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10-15頁。⑥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年第1期，第73-74頁。⑦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27頁。⑧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9頁。⑨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7頁。⑩陳國燦：《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時間問題》，《敦煌學輯刊》年第1期，第6頁。?姜伯勤：《沙州道門親表部落釋證》，《敦煌研究》年第3期，第5頁。?陳海濤：《吐蕃統治時期的河西佛教》，蘭州大學碩士論文，蘭州，年。?季羨林主编：《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年，第頁。?王堯：《藏族翻譯家管法成對民族文化交流的貢獻》，《文物》年第7期，第51頁。?郭朋：《隋唐佛教》，濟南：齊魯書社，年，第—頁。?陳海濤：《吐蕃統治時期的河西佛教》，蘭州大學碩士論文，蘭州，年。?劉永明：《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道教及相關文獻研究劄記》，《敦煌學輯刊》年第3期、第69頁。?趙曉星：《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密教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年，第96頁。?趙曉星：《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密教研究》，第96頁。?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年，第頁。?參見楊際平、姜伯勤、楊銘等先生相關研究。楊際平：《吐蕃子年左將户狀與所謂“擘三部落”》《敦煌學輯刊》年，第2期，第23頁；姜伯勤：《沙州道門親表部落釋證》，《敦煌研究》年第3期，第1頁；楊銘：《吐蕃统治敦煌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年，第24頁。?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0年，第頁。?朱利華、伏俊璉：《敦煌文人竇良驥生平考述》，《敦煌學輯刊》年第3期,第83頁。?利用道教寫本背面抄寫藏文的有P.、P.(P.T.0v)、P.(P.T.v)、P.(P.T.)、P.、P.(P.T.0v)、P.+P.、P.(P.T.)、P.、P.(PT.8v)、P.t.、P.T.、P.T.v、Ch.86.iv(IOL.C.v)等。?陳祚龍：《敦煌古鈔“凡節度使新受旌節儀”殘卷校錄》，《敦煌學海探珠》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年，第頁。?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78頁。?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頁。?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頁。?見於P.v(P.T.v)吐蓄統治時期《僧人分配齋儭曆》。?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0年，第58頁。?鍾書林：《五至十一世紀敦煌文學研究》，北京：中国社會科學出版社，2年，第頁。?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年，第頁。?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年第1、2期合刊本，第79頁。?李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年第1、2期合刊本，第80頁。?馬德：《吐蕃國相尚綺心兒事迹補述——以敦煌本羽77號為中心》，《敦煌研究》年，第44頁。?朱利華、伏俊璉：《敦煌文人竇良驥生平考述》，《敦煌學輯刊》年第3期，第84頁。?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頁。?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第頁。?李正宇：《敦煌古代硬筆書法——兼論中國書法新史觀》，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7年，第6頁。?[法]戴仁：《敦煌和吐魯番寫本的斷代研究》，[法]謝和耐等著，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日]藤枝晃著，翟德芳、孫小林譯：《漢字的文化史》，北京：知識出版社，年，第32頁、65頁、98頁。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第頁。?參見姜伯勤、馬德、劉永明等先生相關論述。姜伯勤：《道釋相激：道教在敦煌》，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年，第25-78頁。馬德：《敦煌文書〈道家雜齋文範集〉及有關問題述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3輯，年，第-頁；劉永明：《論敦煌佛教中的佛道融合》，《敦煌學輯刊》5年第1期，第46頁。?李正宇：《唐宋時代的敦煌學校》，《敦煌研究》年，第42頁。?胡孚琛：《道教、道教的文化淵源和形成過程》，牟鐘鑒、胡孚琛、王葆玹：《道教通論》，濟南：齊魯書社，年，第36-42頁。?參見劉永明、颜廷亮先生相關論文。劉永明：《S.背懸象占與蕃占時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學輯刊》年第1期，第頁；颜廷亮：《敦煌文化中的道教及文化》，《敦煌研究》年第1期，第頁。?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年，第77頁；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第頁。?方廣錩：《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年，第頁、頁。

主編：伏俊璉

編輯：朱利華

排版：孫逸曼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