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典范。从最早克孜尔壁画的异国情调中显现出的虽注重形体塑造，但又不像西方希腊式那样对形体进行客观自然的描绘，而是以东方的审美方式表现形体，形成一种东西方艺术融合的“龟兹画风”。这种克孜尔壁画形态是丝绸之路上形成中国最早的东西艺术融合之样式。从敦煌壁画中早期的“西域画风”至中后期的逐渐本土化、中原化的画风转变中，形成了敦煌壁画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典型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史。康熙54年（年）意大利人郎世宁等传教士将西方绘画的设色和技法带入中国，又是一次东西文化大交融。二十世纪中期是中国美术史上又一个活跃纷繁的时期。林风眠强调的是中西融合，徐悲鸿强调的是西为中用，潘天寿强调的是中西拉开距离，李可染强调的是将西画中的光和体量带入中国画。细想这几次文化大融合的背景都是在国门打开，中西文化经济交流日盛时期。直至二十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再一次打开，中外文化的再度大交融，出现了新一轮的“中国美术何处去？”的深度思考，伴随着莘莘学子在跨出国门回归本土之后民族主义精神的唤醒，于是“岩彩画”一词被清脆而响亮地提出。岩彩——这一本土文化中的一大素材又被觉醒者从文化历史长河之底挖出。它代表着中国美术的又一次转变，意味着中国的色彩绘画再一次走向辉煌的一页。

“岩彩画”从被提出、被争议到今天被接受，它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90年代初天雅中国岩彩画研究所从材料的研发开始到普及教学，文化部中国艺科所重彩、岩彩画高研班的开设，各艺术院校的正式课程设立，媒体宣传的推动，历届岩彩画展的举办等，都得到了美术界的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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