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圖像學與敦煌壁畫

陇菲

本世紀初，發生了兩件起初並無直接聯繫，而實際上卻有某種內在關聯的事情。一件是“敦煌學”因藏經洞的發現而開始建立；另一件是“音樂圖像學”（MusicIconography）奠定了自己作為一門相對獨立學科的基礎。

八十餘年過去，敦煌學已成為國際範圍顯學，音樂圖像學也有長足進步。但在國內，對音樂圖像作為樂史資料的重要價值缺乏認識，甚至有所貶低，音樂圖像學仍未獲得應有重視；敦煌石窟尤其是壁畫中的豐富音樂圖像，至今未被充分利用。

音樂是聽覺藝術。音樂史理想的研究對象是音響。但是，一八七一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之前，音樂史上無音響資料可言；西元之前，據目前所知，也無貯存音樂音響信息的樂譜。

音樂，又是抽象藝術。即如中國古代樂舞，明顯具有舞蹈的視覺成分，也難以用文字詳實記錄、生動描述。因此，在錄音技術和完備的記譜方法產生之前，樂史被誇張地稱之為“無對象的歷史”。

音樂史的研究對象，因音響亡軼逝缺、不成系列，而不得不由樂聲、樂譜、樂器、樂典、樂像、樂俗六項樂史資料構成的一個相互補充的資料叢結。此，正如圖所示：

六項樂志資料叢結

其中，樂聲是第一等級的樂史資料。一八七一年前沒有聲響記錄的樂史，只能是“准史”，實可稱之為“啞巴音樂史”。

樂譜是第二等級的樂史資料。記譜法，使生生不已的音樂聲響，凝結轉化為邏輯嚴密的信息符號。樂譜，是前人音樂作品復原成為音樂聲響的依據。有了樂譜，樂史不再是“准史”。可惜，直至中古，甚至更晚一些時期，仍無完備的古譜系列資料。尚存的古代樂譜，彌足珍貴，畢竟是吉光片羽。

樂器是第三等級的樂史資料。生產工具是歷史的尺度，樂器則是樂史的尺度，是樂史的化石。根據古代樂器，至少可以瞭解先民音樂藝術的物質材料，即樂聲的信息。樂器資料，目前可以上溯至新石器以至舊石器時代。但尚有重大缺環，未能成為序列完整的系統資料。

樂典是第四等級的樂史資料，特指樂譜之外的音樂文獻。儘管在文獻浩如煙海的中國，歷來崇尚典籍，但就音樂藝術抽象性而言，不得不對音樂典籍的重要性打一個折扣。

樂像是第五等級的樂史資料。音樂圖像資料有生動的品質，但若無樂聲、樂譜、樂器、樂典、樂俗資料的參照，進行綜合研究，它只能作為默證，而無雄辯可能。更何況圖像的漫漶、寫意的粗率、雕塑的殘損、造型的簡略，都會降低其作為樂史資料的價值，造成理解上的種種差異。

樂俗是第六等級的樂史資料。音樂民俗現世的實踐性，使它成為極好的旁證材料。淵源的難以追溯，時限的模糊含混，使它不能成為樂史的確證。

以上所說樂史資料的六個等級，是就其本身的性質作共時比較，如作歷時比較，樂像資料的重要性便不容輕視。相對而言，六項樂史資料中，只有樂像資料貫穿整個樂史，形成時間序列較為完備的資料系統。如果，以時間序列完備的樂像資料為憑據，以六項樂史資料綜合研究的叢證法梳理古代樂史脈絡，樂像資料可揭示許多史籍語焉不詳的細節，彌補其它樂史資料之不足，起到證史、補史，打開思路的作用。

研究樂史，特別是研究樂器史的學者，特別注重樂像資料，原因正在於此；音樂圖像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相對獨立於音樂歷史學的邊緣學科，原因也在於此。基於這個認識，我們理應高度重視樂像資料，特別重視敦煌樂像資料，使音樂圖像學在中國有飛躍進步，使敦煌學新開一特別生面。

敦煌石窟的樂像資料，作為音樂圖像學的豐富寶藏，有其特殊重要的學術價值。

1、敦煌樂像資料數量之巨大，世界上首屈一指。敦煌石窟藝術，號稱“四百九十二個洞窟，兩千餘身塑像，四萬五千餘平方米壁畫”，此外，藏經洞發現的各種古代遺畫中音樂圖像難以數計。

本世紀初到現在，各種各樣的“圖片音樂史”不斷出版刊行。據說，國外一出版社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計畫出版四十分冊大型世界音樂叢書“圖片音樂史”，其《古代中國》部分，將彙集一百四十至一百八十幅（其中十幅彩色）圖片。這個規模，與敦煌石窟藝術——我們祖輩早已“編”就的超巨型“圖片音樂史”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2、敦煌樂像資料，是東西方音樂文明交流的歷史見證。敦煌地處絲綢之路咽喉，中亞交通孔道。沿絲綢之路進行的東西方音樂文明交流，在敦煌藝術中有生動的留影寫真。敦煌以及河西隴右地區，作為中國音樂文明源頭之一、楚漢音樂文明傳存重鎮，作為華夏之聲西被前沿、西域音樂東漸首站，它的重要歷史地位，在敦煌樂像資料中有極鮮明反映。

3、敦煌石窟的樂像資料不是孤立存在，它與敦煌地區其它文物，特別是與藏經洞發現的各種文書中有關古代樂觀（音樂思想）、樂事、樂俗、樂府（音樂機構）、樂人、樂曲、樂舞、樂隊、樂器的大量文字一起，天然有機地構成了一個時空座標一致的、共生的樂史資料叢結。它內在地要求我們運用語言學、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版本學、民族學、民俗學、神話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哲學、美學、文學、樂學、律學、聲學等各種學科知識，對其進行整體綜合研究。

4、敦煌莫高窟中的樂像資料（洞窟壁畫，藏經洞中發現的各種古代遺畫，以及少量的樂舞塑像），上迄十六國時期，下至宋、元、明、清，連綿延續達上千年之久。這種同一地區時間上的連綿延續，使其空間的留影寫真，具有舉世無雙的史學價值。觀摩玩味敦煌莫高窟壁畫，一種明晰的歷史感油然而生。眾多的樂像資料，在歷史長河的時間序列中，充分顯露它所貯存之樂史信息的深層內涵。

敦煌石窟，據現有資料，建自前秦建元二年（西元年）。從那時，直到元代停止建窟（壁畫、塑像的重繪、重塑直到清代仍在繼續），整整延續了一千餘年之久。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分佈，並無必然的維向關係。千年之中，先輩在敦煌三危山與鳴沙山之間的岩洞西側立壁上，南鑿一洞，北鑿一洞，上建一窟，下建一窟，事先並無整體構想。整個莫高窟的層位、方向分佈，並不反映建窟時間先後順序。如果說這是一冊世界上規模超巨的“圖片音樂史”的話，那麼也可以說，它裝訂錯亂、排列無序。

但是，借助敦煌文物研究所編寫的《石窟編年目錄》，可以無視其空間分佈，而按時間序列，自北涼至元代（以至清代），巡禮整個靈岩寶藏。這樣，共時、散亂的空間，會在我們上上下下、往來反復的運動中，展開歷時的、有序的過程。“裝訂錯亂”的“圖片音樂史”，會被重新“裝裱”成為一軸有序展開的中國、中亞、乃至世界音樂史的“長卷”。

在此“長卷”中，祥雲與花雨交輝，金石與管絃相和，鹵簿與儀仗奏凱，飛天與羽人歡歌。時間逆轉了，舞臺變換了，我們仿佛又回到那往昔的美音世界。

北京，《百科知識》，年第7期，第29－31頁；

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年9月26日第8版（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