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莫高窟（法国伯希和探险队摄）
敦煌学的发展已经历了多年，回顾这多年的历程，我们发现有很多事情都留下了时代的遗憾。这些令人遗憾的事情，又有着十分相似的历程。比如伯希和在年到莫高窟考察，除了从藏经洞取得大量的文书之外，他还对莫高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留下了一份笔记。可是这样一份极有学术价值的笔记却在他死后数十年的年—年才陆续出版。这还不算什么，俄国奥登堡探险队也曾在伯希和之后于年对莫高窟做过同样的考古调查，绘制了大量的平剖面图，做了详细的记录。而这些记录的档案却一直深藏在书斋，直到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国内学者的考察也有同样的境遇，年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他重新为莫高窟编了号，并按窟号做了详细的记录，可以说是国内考察者中第一个对莫高窟做系统记录的人，但他记录的《莫高窟记》却是在本人逝世之后的年才在台北出版。而与张大千差不多同时到敦煌考察的石璋如先生，在短短的时间内对莫高窟大部分洞窟做了测绘，并画出平剖面图，由这批重要的测绘图，连同作者当时拍摄的照片和记录汇成的《莫高窟形》一书，也是在时隔60年之后的年才在台北出版。由于前辈学者的著作没有能够及时公之于世，在敦煌石窟研究的过程中，尽管有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不断地考察敦煌石窟，却不得不重复做着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如果他们有前人的考察成果作参考，本来可以把精力投入更深更广的研究领域的。在敦煌学的发展中，这样的遗憾真是太多了，本文要讲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遗憾。
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摄于美国加州）
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考古界开始重视对西北地区的考察研究，当时的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先后派出了考察组到包括敦煌在内的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向达、石璋如、劳榦、王子云、常书鸿等考古学、美术史等方面的专家相继来到敦煌进行考察。而著名画家张大千也在这个时期到敦煌进行壁画临摹。这些学者的考察研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而且在此基础上促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研究的一个高潮。
年，罗继梅的夫人刘先在敦煌莫高窟
就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之时，还聘请了时任中央日报社记者的罗寄梅先生拍摄洞窟资料。那是年—年间，罗寄梅夫妇到敦煌从事摄影工作，他们有计划地对石窟进行全面的拍摄。
罗寄梅拍摄莫高窟外景之一
那个年代，莫高窟没有电，洞窟里光线很差，洞窟内的壁画是如何进行拍摄的呢？由于莫高窟坐落在宕泉河西岸，所有的洞窟的窟门都是朝东的，每天早晨，阳光照射到洞窟的正面，而在洞窟后壁往往终日见不到阳光，特别是有一些洞窟中央有中心塔柱，正好把阳光挡住，周围的壁画也不容易看清。当时张大千等人在洞窟中作画，如果要画洞窟内部或者后壁的壁画，就只能点着蜡烛画画。据说由于当时张大千一行大规模在洞窟中临摹壁画，致使敦煌县城所有商店的蜡烛都被他们买光了。而要拍摄壁画，用蜡烛光显然是不行的。罗寄梅想出了办法，就是利用镜子把太阳光反射到洞窟里，在洞窟内用白纸或白布第二次把光线反射到墙壁上。这样，在很多洞窟的后壁光线不能照到的地方也拍摄了十分成功的照片。罗寄梅在中央日报社是专职摄影记者，他拥有那个年代最好的照相机，通过报社，他还可以得到较好的进口胶片。从拍摄到胶片的冲洗、照片的印制，都是罗寄梅夫妇亲手操作的。他们白天在洞窟内拍摄，晚上就在自己布置的暗室里洗印照片。
罗寄梅摄甘肃榆林窟外景（年）。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
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对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如西魏第窟、隋代第窟等窟，对四壁上部飞天进行单个连续拍摄，如北周第窟、唐代的第窟、五代的第61窟等窟，则是对全窟的每个部分都进行了拍摄。当时是按张大千的编号进行记录的，现在经核对，拍摄的内容涉及莫高窟的个洞窟，榆林窟的21个洞窟。还有不少照片反映了莫高窟、榆林窟的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以及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等。这些照片反映了敦煌石窟的主要内容，其系统性和完整性是以前伯希和、奥登堡等外国探险家的照片无法相比的。
罗寄梅拍摄的莫高窟第窟西壁的三个龛
现今莫高窟第窟西壁的三个龛
罗寄梅夫妇完成拍摄后，携带全部胶片返回了重庆。在抗战胜利前夕，民国政府内部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归属也存在不同看法，最后，决定教育部不再管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由中央研究院管理。在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随着抗战的胜利，敦煌艺术研究所原有的研究人员纷纷返回内地，罗寄梅夫妇回到重庆后，也没有打算再返敦煌，于是这些照片就始终没有交给研究所。不久，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罗氏夫妇也到了南京。没过多久，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开始迁往台湾，罗氏夫妇也随之移居台湾。在台北，罗寄梅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罗夫人则在城里经营一个小小的书店，也许是因为在敦煌的经历使他们难以忘怀，书店取名为“敦煌书局”。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小小一个台湾岛一下子涌入了大量的人口，当时的台湾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的生活也比较艰苦。为了生计，罗氏夫妇又移居美国。他们从重庆辗转到南京，然后又到台北，最后到美国，不断地搬家，家中的收藏和不少物品都已失去，而唯独那几箱子敦煌照片一直没有放弃。他们念念不忘这批敦煌的照片，曾经想出版，但不论是中国的台湾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人了解敦煌，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些照片。
罗寄梅夫妇主持临摹的敦煌莫高窟第85窟壁画菩萨像摹本
到美国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普林斯顿大学方闻教授得知罗寄梅先生有一批敦煌石窟的照片，便要求看一看照片。这一看，方闻先生十分吃惊，他感到这是一批极其重要的学术资料。那个时代，中国大陆与欧美国家没有多少交流，欧美学者要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些敦煌石窟的照片就是最直接的敦煌艺术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方闻先生是中国艺术史的专家，他非常清楚敦煌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看到了这批照片的学术价值，就建议普林斯顿大学买下这批照片。通过方闻先生的努力，普林斯顿大学得到罗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于年购得了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但罗氏保留著作权），这些照片就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作为师生教学和研究的参考。学校还聘用了罗夫人在校工作，以整理这批照片。
上世纪四十年代罗寄梅夫妇在敦煌留影
普林斯顿大学得到敦煌石窟照片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学术界相关人员的注意。日本学者秋山光和就专程到普林斯顿大学考察。当他看到这样丰富的照片时，决定为他所在的东京大学购置一份拷贝，以便日本学者研究。年—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在得到了特别研究补助金之后，从罗氏夫妇处购得敦煌照片近幅，这批照片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罗寄梅拍摄的断臂菩萨照片
敦煌研究院修复的断臂菩萨
在美国，较早注意到这批敦煌石窟照片的学术价值的，当然是艺术史专家方闻教授，他在有关中国绘画史的论文中引用了这些图片。近年来，方闻先生提出中国艺术史上的“汉唐奇迹”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敦煌艺术的考察。东京大学教授秋山光和曾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文章，指出这批照片的学术价值。他认为罗氏照片的特色在于不仅对敦煌石窟拍摄得较全面，而且对窟内壁画的细部也进行了细致的拍摄，是对伯希和的照片的很大补充，对样式和技法的研究极有用。实际上，在国外学者不能到敦煌实地考察的年代，这批照片确实起过重要的参考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学者来说，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研究敦煌石窟，除了伯希和的图录外，罗氏照片就是最丰富的资料了。
罗寄梅拍摄莫高窟窟敦煌壁画照片(下部已被剥离）
莫高窟窟敦煌壁画（没有被剥离时拍摄的照片）
剥离表层的莫高窟窟的壁画（阿弥陀經变之說法会）
阿弥陀經变之說法会中的美女大勢至菩萨
年春，我终于踏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应普林斯顿大学唐氏研究中心的聘请，我来到这里，开始在考古与艺术学系图书馆亲手整理罗寄梅先生拍摄的这些黑白照片。这些贴在纸板上供教学之用的照片，在这所学校也经历了半个世纪。想到照片从遥远的敦煌辗转来到美国，真有一种沧桑之感。90岁高龄的罗夫人是个精力充沛、十分健谈的人，她常常回忆起在敦煌的日子。她在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随国民党迁往台湾，又从台湾来到美国，一生的经历在她的记忆中不知留下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回忆，然而最使她难忘的却一直是敦煌。
大千先生和弟子在榆林石窟临摹壁画,年5月罗寄梅摄
罗夫人常常跟我说起过去的历程：“那时在台北，生活的境遇并不太好，罗先生买下了一个门面，叫我开一个书店，我们不假思索就取名敦煌书局。后来我们离开台北，书店转让给了别人，但店名还没有改，现在你到台北还能看见这个小小的书店。”
“我们从重庆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台北，再从台北到美国，真是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家里的东西不知道扔掉多少，可就是那几箱子敦煌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但我们想，这是我们在敦煌下了很大的功夫做出来的成果，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拍出这一批照片，我们这一辈子也只有这一次，所以是很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敦煌的魅力吧。罗寄梅在敦煌拍摄的多张照片，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丰富、最全面的敦煌石窟资料。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批照片没有能够全面公之于世，更没有能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内广大学者努力研究敦煌石窟之时发挥其应有作用。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这些照片虽然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内以及日本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由于始终未能公开出版，还是未能在艺术史界和敦煌学界得到普遍的利用。近年，普林斯顿大学计划将这批照片正式出版，笔者有幸受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参与了这批照片的编辑整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份珍贵的资料即可公之于世，成为学术界的参考资料。
本文摘自：《敦煌旧事》，作者：赵声良
